“中国光伏企业高管慕尼黑下飞机被带走”一事发酵不到24小时，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给出了第一封回复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另外提到，目前此事是陈年个案，不用上升到整个光伏行业，更不涉及正常的中欧光伏贸易。但这一桩旧事却足以成为一个切入点，用以观察领跑外贸出口“新三样”之一的光伏产业，如何走过了起起伏伏的20年。

“陈年个案”

“航班上一大半都是做光伏的，去慕尼黑参加展会。事情就发生在刚下飞机的时候，连当事人自己都处于一种很懵的状态。”光伏从业者策哥的朋友一凡就在现场，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，策哥转述了当时的场景。

(资料图)

根据公开消息，被带走协助调查的高管为江苏格林保尔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浦永华。6月13日，格林保尔回复媒体称，浦永华确实接受了调查，但目前正常参会。

官网显示，格林保尔是一家专业从事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研发、制造、销售和光伏发电储能系统服务的新能源企业，固定资产总值30亿元，拥有5GW的太阳能电池片生产能力、2GW太阳能组件的生产能力。

对于协助调查的具体内容及网传的“浦永华护照已被德国方面扣留”是否属实等问题，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格林保尔，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具体回复。

据悉，浦永华乘坐的是汉莎LH0727航班，航班上大部分乘客都是光伏从业者，他们的目标也大多一致，参加将于6月14日-16日举办的慕尼黑国际太阳能光伏展(Intersolar Europe 2023)，该展会是欧洲最大的光伏展会。

策哥认为，此次事件之所以会在业内引发激烈反应，关键的原因在于2019年时出现过类似情况。“不同于此次风波中心的‘中小企业高管’，当时被波及的还曾涉及行业知名的一线企业高管。”

2019年的慕尼黑Intersolar Europe展会上，就有两名中国光伏企业高管被德国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带走，震惊全行业。根据当时德国媒体的报道，逮捕原因涉及太阳能组件的商业走私以及违法规避了2018年9月之前欧盟执行的最低限价MIP。

策哥也提到，早年在“双反”政策的限制之下，国内一些企业可能会选择绕道越南再抵欧洲的方式开展业务，存在三角贸易的可能性。2018年中国“531新政”之后，欧洲对中国的“双反令”放开，但对2018年之前发生的事情仍要继续追溯，2019年以及当下的问题，都可能是对2018年之前“旧账”的追查。

“目前除了美国市场外，其他市场对我国光伏产业都是放开的，欧洲也是一样，完全的自由竞争。”策哥补充称。

双反、新政与两个十年

风波中心的“双反”还要回溯至2012年。在这之前，中国光伏企业在规模效应、政府补贴和产业集群等因素的加持下，有了成本方面的优势。根据当时的报道，中国制造所具有的竞争优势，已经使中国光伏产品占领了60%以上的欧洲市场。

2012年，美欧先后对中国光伏产业发起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，并分别于2012年10月和2013年开始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高额的“双反税”，最高达到254%。业内一度将2012年视为中国光伏产业的“生死劫难”。

这也成为中国光伏产业最近两个10年间的关键转折点。21世纪初的十年是中国光伏的“造富神话”，2000年，一家名为西安新盟的企业成立，而这就是当下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科技公司隆基股份的前身。

2001年，施正荣和杨怀进共同创办无锡尚德，四年后无锡尚德登陆美股，施正荣一跃成为中国首富。在业内，人们给施正荣的标签是，“将中国光伏产业与世界水平差距缩短了15年的人”。

2005年无锡尚德赴美上市后，英利、天合光能、阿特斯、晶澳科技、江西赛维等一批光伏企业先后赴美上市，中国光伏产业一时风光无两。

2008年，金融危机阴霾笼罩全球，海外市场光伏补贴退坡，国内光伏企业陷入产能过剩的危机，伴随着成本倒挂的加深，停产风暴也愈演愈烈。紧接着，美欧“双反”接踵而至。

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，2012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同比下降35%，其中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出口同比下降40%以上。

2013年，无锡尚德破产重整，仿佛一个标志，中国光伏产业结束了草莽的十年。幸运的是，隆基股份接下了中国光伏产业的接力棒。

2018年，国家三部委联合印发的《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即“531新政”，也被视为行业的“第二次寒冬”。但这次“过冬”也带来了一轮关于技术、应用方式以及商业模式的升级和迭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同样是那一年，欧盟的“双反税”到期后正式终止。

最近十年来，从原材料、设备、市场“三头在外”，到如今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“多项第一”，光伏产业已成为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一张“新名片”。2022年，我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突破50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80.3%，与电动汽车、锂电池一道组成外贸出口“新三样”。

“规模就是壁垒”

尽管当下的风波属于“旧账”，但一些关键的现实风险，仍旧不能忽略。

海关数据显示，2022年前5个月，中国光伏对欧盟出口量合计为33.95吉瓦，同比增长122%。

金辰股份常务副总裁祁海珅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，俄乌冲突导致局势变化，并延伸出能源安全问题，导致中国光伏产业受到大量的关注。

祁海珅进一步解释称，光伏曾是欧美的优势产业，但如今却成为中国的优势产业，这种华丽转变背后，是中国光伏产业十几年的努力。

策哥也提到，此前欧洲的光伏产业也很强势，特别是德国，但在近些年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，已经明显处于下风。

他举例称，德国瓦克的硅料成本大约为80元/公斤的水平，但国内的硅料成本已经下降到30-40元/公斤。原材料硅料价格的下降也逐渐向下传导，今年初，组件价格大约还能达到1.8元/瓦，但现在组件价格已经下降到1.4元/瓦的水平。

策哥为中国光伏产业总结了两大优势。其一在于用能、耗能成本的低廉。硅料属于高能耗资源，但中国的西北有丰富的煤电、水电、风光电等，可以让硅料场制造出相对便宜的硅料。第二大优势在于规模。光伏生产主要有四大环节，分别为硅料、硅片、电池片和组件，其中硅料、硅片及电池片环节，全球排名前10的企业中，80%-90%都是中国企业。组件因可以运输到国外，因此比例有所下降，但仍能达到70%。

事实上，业内也有人质疑光伏产业没有壁垒，但策哥认为，“很多时候，规模就是最大的壁垒”。在他看来，只有规模大到一定程度，成本才可能被大幅压缩，这个规模不止包括光伏产业本身，还包括上下游的诸多产业。

祁海珅认为，光伏本身具有度电成本低、转换率高、太阳光资源丰富等特征，因此判断，未来光伏产业在全球能源发展过程中会承担主力军的作用。

结构转型中的“光储一体”

在新型电力系统中，风电、光电的角色不容小觑。在我国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，光伏产业承担着重要的角色。

但在业内看来，风电、光电等新能源也有天然的弊端，比如不稳定。

祁海珅提到，光伏发电具有不稳定性、间歇性等特点，这也是部分可再生能源的通病，利用好“光伏+储能”的黄金搭档，就能够为能源的产出和存储起到强大的支撑作用。

2022年被誉为储能“元年”。有媒体的不完全统计提到，过去一年里，储能行业融资超过100起，亿元级别的融资案例屡屡出现。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《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》也提到，新型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环节。

据了解，目前储能主要包括主流的化学储能，如锂电池等，还包括新型的储能，如飞轮储能、重力储能、空气压缩储能等。过往我国煤电为主的形式对储能需求并不高，因此国内新能储能方式起步较晚，目前处于亟待发展的阶段。

“业内曾有预测，2030年光伏的发电量就可以超过煤电。”策哥称，目前光电的成本已经能够达到0.2-0.3元/度，而煤电的成本大约为0.3-0.4元/度，如果光电加上储能成本，大约会达到0.6-0.7元/度，虽然在成本上距离煤电仍有距离，但在“双碳”背景之下，光电依旧有巨大的优势。

策哥补充提到，目前国家正在尝试拉大峰谷电差价，这种环境更加适合储能的发展，比如接近0电价时储能，达到峰价如前期的1.7元/度的时候就放电，只要峰谷价差大于0.6元/度，电化学储能的成本就是可以完全覆盖的。“可以看到，目前很多风光电企业也都在转型，做光储一体化。”